四川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最新情况（10月4日发布）

在普通立法层面，以注重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调控，经济法发达的德国为例，1967年《经济增长与稳定促进法》虽规定联邦政府向议会进行年度报告，但从内容看该法主要是关于政府内部的财政计划与预算协调的法律，因此德国联邦政府向议会进行的年度报告与美国国情咨文类似，只是一种介绍性报告。

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党的执政权力与国家机关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如何分配，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如何处理与一府两院的关系，人大与一府两院之间，一府与两院之间，两院相互之间应不应该确立一定的制约关系，如果确立，这种制约的度如何把握，使之既保障国家管理的效力，又保障各种国家权力的依法和正确行使，不致使之滥用。

[5]就目前我们所处发展阶段而言，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宪政和民主政治的基本架构正在形成，法律的框架体系已经确立。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不再是意识反对存在，而是意识与存在同在。[10] 参见《发展、改革、创新与法治》，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1年第8期。因为无论什么事情，如果不能让人怀着热情去做，那么对于人来说，都是不值得做的事情。

例如，毛泽东早年进行对策研究，在解决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时，不受主义约束，大胆创新，根据中国当时的国情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对策，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条。因此，突发事件应急状态首先是一种以维护国家和社会安全为目的的行政应急处置权的运行状态，在该状态下，如何促使国家尽快从突发应急情况中恢复正常秩序无疑是最高的公共利益，所有的公民个人利益都必须服从于该公共利益。

在《突发事件应对法》所设计的行政紧急处置权的运行模式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法外方式，而且法外方式大于法内方式。选择适用何种法理来指导制度的实施，合理科学的法理能否真正发挥对具体制度的指导作用，直接决定着该制度的实施效果。然而，在突发事件应急状态下情况则大不相同，如果行政主体不具有高度的自由裁量权，就会因为立法对行使行政紧急处置权规定得过于严格、具体而贻误应对突发事件的时机，并影响应对突发事件的成效。因此，这也决定了行政紧急处置权所追求的是一种治标重于治本的目的。

因此，学者们通常把行政紧急处置权的运行看作是一种法外行政，亦即一种通过法外方式行使的行政权力。行政紧急处置权的运行原则可以体现出刚性权力的属性。

第三，行政主体的首长负责制有助于确保政令畅通，也有助于确保应急措施的全面启动与运转。在应对突发事件时，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行政主体不仅需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积极参与有关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有时还需要其履行额外的特定义务。在平常状态下，法律对行政主体运用强制措施的事实条件、程序、方式等都有明确的规定，这就从很大程度上约束了行政主体自由裁量权的行使限度。然而在应急状态下，国家权力可以视突发事件的严重程度而适当扩张其范围，超越宪法规定的种种限制。

同时，公共利益是从个人利益中分离出来而成为一种独立利益的，作为公共利益主体的社会公众群体，只是抽象的人格主体，并不能真正消化公共利益，最终仍需将其分配给各个社会成员享受。（二）效率价值优于公正价值效率和公正是所有法律都承认和保障的价值观，但究竟哪一个更具优先性，不同的法律有不同的取向。第一个转变是为了及时有效地控制突发事件，尽量降低其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侵害程度。{4}从这个角度来看，行政应急处置权也是一种刚性权力。

法律能力关注的中心问题是行政主体的应急措施对公民自由和权利，包括经济、社会、政治、家庭和其他方面的自由和权利限制或者中止。因此，对行政紧急处置权进行法理解读是十分必要的。

与此同时，行政紧急处置权在行使过程中又贯穿着对公民权利进行克减和对公民权利进行保障的和谐统一。因此，在应急状态下，各国一般都允许行政紧急处置权忽略某些民主宪政的原则和制度以确保效率，正如罗斯特所说：一个民主国家政府权力的集中是它在面临紧急危机中对分权理论所潜在的反应迟钝的改正。

其二，规定了突发事件的四个等级的社会危害程度，并规定行政紧急处置权的行使应当与突发事件的社会危害程度相适应。（二）刚性权力超越柔性权力行政紧急处置权与平常状态下行政权力的一个最显著区别在于：行政紧急处置权的行使可以有条件地突破常规法律的限制，而平常状态下的行政权力必须受到来自法律、其他权力机关以及社会的监督和制约。荷兰宪法学家亨利·范·马尔赛文和格尔·范·德·唐在对157个国家的宪法比较研究后发现，有11部宪法规定了在发生诸如战争、外国入侵等非常情况时可以背离宪法，有2部宪法规定了在国内发生了诸如破坏国家安全的活动、自然灾害、国内骚乱等情况下可以背离宪法，有42部宪法同时规定了这两种情况可以背离宪法。过于谨慎和严格地遵守成文法律，将会使法律本身、国家、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都丧失。产生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民主宪政是一种缺乏效率的制度，宪法上的权力划分是有缺陷的，它往往导致权力之间的争议和不合，{7}即民主宪政的一些原则和制度的存在会降低国家权力的行使效率，并可能导致国家无法集中力量快速应对突发事件。关键词: 行政紧急处置权。

{2}从他的此番论说中我们可以看出，个人的自由权利既是公民自治的领域，也是国家权力行使的禁区。文章来源：《法学论坛》2011年第6期 进入专题： 行政紧急处置权 。

前面我们所提到的比例原则就是行政紧急处置权运行合理与否的衡量尺度。换句话说，行政紧急处置权在行使时要遵循比例原则，既要保证权力的行使是控制突发事件潜在危险所必须的，又要确保其对公民权利克减的后果和成本不大于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后果和成本

现代公共行政实践表明，行政决策越来越依赖于技术、专业性知识等理性化要素，基于行政决策程序的特殊性，要求行政决策程序不仅限于听证、说明理由等，还应当包括专家咨询、可行性论证等重大决策程序的特殊制度。［3］叶必丰: 《行政法的人文精神》，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湛中乐: 《现代行政过程论》，载罗豪才主编: 《行政法论丛》第 7 卷，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5 页。如果不将行政决策纳入法治的视野，则那个微小的漏洞将使每个人的自由都迟早会丧失［19］(P.269)。只有宪法和法律赋予行政权的组织和人员才可行使行政决策权。⑨参见 http: ∥www． Docin． com ∕ p －469063． Html． 最后访问日期: 2011 －09 －28。

其中实体法规制主要体现在对行政决策的法律依据和法律意义的考察。行政决策不仅关系公民政治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以及生存权利的保障与实现进程，关系到服务型政府建设和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也关系到国家和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科学合理使用。

根据规范是在组织规范的基础上，行政机关某一具体行政决定得以作出所依据的规范。同时，这种制度定位也可以更加明确行政决策在行政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其存在的独立于个别领域的固有价值［4］(P.187－188) ，进而以行政法共同追求的价值原理对其进行考察，提高行政决策在运行过程中的合法和正当化程度。

［16］常健: 论中国公共政策理念的第二次价值转向，载《公共行政》2006 年第 11 期。即针对行政决策的执行是否达到了决策目标、决策的实际作用、社会效应、实际结果等进行评判。

行政过程中私人的参加之所以应被重视，是因为现代议会民主的形骸化，只有在综合性的社会统合过程之中才能获得行政的民主正当性。从行政决策实践来看，确定信息公开例外情形非常重要。( 一) 行政决策的法律依据对行政决策法律依据问题的分析，目的在于从组织规范、依据规范和规制规范三个层面寻求行政决策自身的合法性渊源。贺善侃、黄德良主编: 《现代行政决策》，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7 页。

尽管如此，对于较为明确的事实信息，行政机关有公开的义务，这是毋庸置疑的。对于行政决策中一般性的程序性瑕疵可以通过瑕疵的治愈或转换等手段予以补正，以确保一定的行政效率。

对于一般行政决策，由于对相对人不产生直接法律效果或者法律效果不明显，故没有必要要求其必须有作用法上的依据规范，而且要求一切行政决策必须有依据规范也过于苛求，不利于行政决策特效的发挥。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决策时，不得出于不正当目的或恶意进行。

行政过程论的意旨在于打破传统行政法学对行政活动静态的局部性考量的研究范式，将实现行政目的的行政活动视为一个前后承接的动态过程，以求得对行政现象作出更为科学、更具系统性的解释。四、参与与公开: 行政决策的程序法规制与现代法治理念相一致，对行政决策同样需要确立实体与程序二元化的规制模式，才能确保其运行过程的正当性。